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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合”不仅蕴含包容性与共享性，如求同存异、多元互补、互惠共赢；而且呈现协作性与统和性，如协同合作、以和谋利、协调统一等。“和合治理”在中国源远流长。文化上，中国有独特的要素整合意义上的文字生成模式，有和韵合律的文、赋、诗、词，有贯穿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思想的中医系统。理政上，中国重王道轻霸道，重法度兴礼乐，更多的是强调“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通过“保合太和”实现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治世上，中国人以止戈为武的方式“协和万邦”，既有最早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会盟制度，又有最早文明融合意义上的封贡体系，还有以敬服、徕服、和服、顺服为主调的“和合外交”传承。

　　和合理念运用于全球治理，就形成全球和合治理新方略。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全球和合治理以国际行为体间的地位平等、道义对等为前提，寻求多治理主体间“关系和合度”的最大化，其根本宗旨不是本国优先，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优先；其价值基点不是争斗、结怨、对抗，而是和平、和解、和合，其互动方式不是文明隔阂、冲突与文明优越，而是文明交流、互鉴与文明包容。全球和合治理要凸显的是治理理念的先进性、治理行为体的包容性、治理结构的多元性、治理过程的开放性以及治理价值取向的公正性。

　　近百年来全球治理已经有不少模式，但其思想核心都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难以适应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力量对比格局的变化。如现实主义强调霸权治理，认为霸权国的权威支配全球，但霸权治理最终导致的却是全球治理失灵。自由主义倡导规则治理，把制度视为推动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施动者，吸纳除国家外的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但当主导性大国把国际组织视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时，伪多边主义（小圈子多边主义、本国优先多边主义、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盛行，后果是全球治理的弱化与异化。建构主义则看重认同治理，强调全球治理中行为体的身份与利益都是建构的，但当一味强调认同一致时容易忽略物质力量对观念变化的影响。

　　相比之下，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超越全球治理困境、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了中国方案：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避免治理滞后和碎片化，全球和合治理正是推进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最佳范型，其基本模式有三种：一是聚合体模式，旨在创造一种开放包容的环境聚集多个主体，以非冲突的和平方式，通过一系列的沟通、对话、协商等搁置冲突、弱化争议、促成统一行动。二是竞合体模式，旨在以“求同存异”的和解方式，积极寻找根本利益一致的领域，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并通过竞合的“良性化”去消解潜在的异质性冲突。三是和合体模式，旨在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和合方式，推进普遍价值取向的形成，开创共生环境，培育互信精神，携手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在现实中，聚合体模式，能创新治理主体之间关系，较好地解决集体行动难题。竞合体模式，能包容不同治理方式，较好地解决利益对冲或价值相异难题。和合体模式，能以和平、和解、和合方式、互信互助互惠路径，通过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取得最佳治理效果。和合体模式处在全球和合治理三种基本模式的价值上位。

　　新近中国倡导成立的“国际调解院”，正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实践性尝试，也是全球和合治理应用于国际组织的制度性探索。在多边体系陷入僵局、国际纷争增多、国际道义式微的当前，国际社会在处理争端时常陷于信任缺失、公正缺乏、对抗失控的种种困境，而“国际调解院”作为一种争端处理前移的新制度安排，通过非暴力沟通保持和平，以道义调解达成和解，以多边协商实现和合。和合善治是对传统国家本位观的超越，国际调解是对事后被动解决冲突或对抗性中解决纷争的超越。“国际调解院”这种“和合治理式”的制度安排，开创了以伦理共识而非权力分配为逻辑起点的治理方式，是中国“枫桥经验”大调解精神的国际化，既回应了当前国际法治工具在成本、效率和公正性方面的不足，又帮助国际社会提出了完善多元争端解决机制的“中国方案”，同时还为超越全球治理的诸多困境提供了“和合治理”的良好范例。

　　总之，历史上人类多以战争与强权的方式来构建世界秩序，如帝国体系主导下的“权力秩序”、结盟体系下的“均势秩序”、一超多强结构下的“霸权秩序”等。而全球和合治理则以“和平、和解、和合”为价值基点来建构共商、共建、共享式的“和合秩序”。全球和合治理凸显的是规则公正性、诉求包容性、约束有效性、关系和合性，促成的是基于不同历史、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现实世界趋于“和合”，弥合的是南北发展的巨大鸿沟，塑造的是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与高效能治理的世界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