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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正处于二战之后最大的变局之中，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支付和结算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转折性变化，全球金融治理规则的重构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急迫感提上议事日程。而这一重构的过程，又交叠着世界政治格局、军事格局、工业产业格局和经济贸易格局的重大变化。看似一团乱局，实则转机已现。当下中国正经历着最为深刻的融入全球化并深化制度型开放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地参与到全球金融治理和经济治理之中，成为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要抓住转机，首先得看清当前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的多重困境。

　　21世纪以来，全球金融治理最显著的体系性变革就是从G7时代转型至G20时代。G20从1999年部长级会议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升格为首脑峰会，日益成为“促进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的首要合作平台”。然而，G20为应对危机而生的天然机会主义色彩，正在随着危机逝去而暴露出一系列结构性的政治矛盾和底层逻辑的缺陷，比如，在协同合作度过08年金融危机后，对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关切不足；G20达成的各项协议缺乏法律约束力等。

　　近年来，G20机制更是因2022年以来连续三届峰会俄罗斯领导人缺席、经济金融治理的讨论严重不足而陷入成立至今最大的困境。对此，美国彭博社评论道：“尽管人们普遍预料到各方之间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凸显了G20面临的身份危机。在其25年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G20主要是作为一个经济合作论坛发挥作用，但随着战争颠覆全球政治、重塑市场并扰乱贸易，G20现在正寻找一种使命感”。显然，G20机制出现结构性的权力分散化与行动空心化极大制约了全球金融治理的有效性与变革力，一些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失序与货币汇率震荡牵绊着G20成员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合法性与代表力。

　　近年来，国家金融化的恶化趋势正借助资本全球化、国际货币网络化蔓延至多国，并浸透至企业和家庭部门，进而演化为“一国受灾、各国共损”的全球共振难题。更糟糕的是，国家金融化已成为发达国家为追逐金融资本的暴利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和输出风险、导致全球金融治理乏力的一种新形式。面对由于国家金融化而出现的市场动荡、创新受阻和收入分化等越来越恶化的难题，当前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缺乏清晰、有效与必要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机制。

　　更多学者则认为，金融武器化将有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公共品供给和需求的萎缩，导致全球金融治理的“金德尔伯格陷阱”，而各国舆论中经常报道的资产“去美元化”和“去欧元化”以及部分国家脱离西方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趋势，直接造成国际货币体系的分裂和全球金融治理的碎片化。事实上，通过国家力量没收他国公民的个人资产的行为，损害的不仅是金融规则运行的信任根基，更冲击了西方现代化以来赖以生存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文明信条。从这个角度看，根基遭到破坏的全球金融治理进程恐怕要面临着起底式的信任重建。

　　2020年G20达成“加强跨境支付体系的路线图”共识，计划通过分布式账本等新技术逐渐建立对数字货币的新跨境支付系统，这可以被视为全球金融治理涉足数字货币的新起步。然而，货币数字化的增长趋势远远快于国际货币治理机制的构建速度。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推广，私人数字货币尤其是加密货币的数量激增。数字货币私人发行者的去国家化进程，颠覆了传统的全球治理权力结构。发行数字货币的非国家行为体正在崛起成与国家平齐的全球治理力量。这就形成了全球金融治理依托主权国家行为体的“中心化”特征与私人数字货币兴起的“去中心化”趋势的根本矛盾。

　　尽管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已在积极探索和试点央行数字货币，但国家金融治理能力的完善速度远远跟不上数字货币的技术创新速度，不同国家的数字货币治理偏好差异也增加了全球金融监管难度。如何测算数字货币收益与风险、如何确认数字货币的法律地位与治理原则、如何管束数字货币的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问题，短期内恐怕都无法形成全球金融治理的共识。一方面，当前数字货币降低交易成本、在部分国家的发展对规避外部金融制裁带来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数字货币增加金融监管风险、有可能冲击国家金融安全会带来负面影响。对两者的争论不休导致“去中心化”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似乎又回到了新起点。

　　2019年，《华尔街日报》曾预警“全球金融市场正面临着巨大的主权债券泡沫”。但随着新冠疫情、区域冲突的影响，全球债务总额连续上升，2024年第一季度再增加1.3万亿美元，达到315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相当于地球人人均近4万美元。这其中来自发达国家的有209.7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2/3，是发达国家经济总量的3倍多，堪为天量债务。其中美国总债务超过35万亿美元、日本约合9万亿美元、英国约4万亿美元，均是远远高于本国经济总量，以致于金融市场上中常常传出这些国家面临破产的预言。

　　这些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技术层面监测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的杠杆率，但对各国财政政策的协调发挥不了有效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主权债务的天量化，使得世界经济处在有史以来最危险的“堰塞湖”下，目前看来已是全球金融治理无法疗愈的重症。主权债务泡沫破灭只是时间问题。在这个进程中，轻则导致供给和需求的失衡，冲击高债务率国家的信用评级，导致经济“长期停滞”；重则极容易触发一场主权债务危机，进而衍生为一场远比2008年更糟糕的世界经济危机。

　　第三，美国逐渐失去了在全球金融治理体制核心目标制定中的核心地位。1997年亚洲金融爆发后，金融自由化逐渐受到质疑，美国主导建立的维护货币体系稳定和金融自由化的体制核心目标在二十国集团时代彻底被金融体系安全和稳定的体制核心目标所取代，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更加需要国家间的合作和让步，而非霸权安排。此新目标强调金融再监管或“去自由化”，这一趋势开始和美国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和金融模式背道而驰，美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体制核心目标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被削弱。

　　从历史看，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处于演进之中，国际主导货币的更替反映了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本质上是国家竞争力的迭代。从17世纪荷兰盾、19世纪英镑，到二战后美元主导，“由一国主权货币承担全球公共产品职能”的模式逐渐暴露三大风险：其一，主权国利益优先挤压全球公共利益；其二，国内经济问题通过金融渠道全球外溢，甚至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其三，当出现地缘政治冲突、国家安全利益考量甚至战争时，国际主导货币容易被工具化、武器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起步，逐步建立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成为开展国际金融治理的主要制度性平台，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潜在问题：其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长期存在“份额与投票权错位”问题；其二，个别成员国奉行单边主义，将本国自身利益凌驾于国际金融组织之上，过度干预和影响了国际金融组织的治理和运作。

　　其次，织密四层金融安全网，贡献中国实践。全球金融安全网是治理的“防护屏障”，中国在全球、区域、双边、国别四个层面持续发力：全球层面，积极推动IMF份额改革和贷款工具完善，参与全球主权债务协调；区域层面，以维护区域金融稳定为宗旨，不断推动清迈倡议改革与完善，强化亚洲区域金融稳定；双边层面，中国人民银行积极稳妥推动与多个国家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别层面，中国外汇储备始终保持“适度规模”，既能抵御外部冲击，也与内需驱动、国际收支平衡的发展趋势匹配。